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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9-02-23 00:00 来源: 本站原创


农村改革回眸与展望

 

 

 

        三十年农村改革,有明显的阶段性,第一个十年是辉煌的十年。在中央五个一号文件推动下,农业领域以家庭联产承包制席卷全国;非农产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流通领域放开农产品价格和集市贸易,农工商呈全面推进态势。1984年达到高潮。进入九十年代,治理整顿,一度“不许私商进行批发业务”。变相恢复粮食统购统销,群众称之为“保护不收购,顺价不销售,封闭(贷款)不运行”,明文规定乡以下不准搞粮食加工。江苏、四川等地发轫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被一刀切全国封杀,阻滞农村民间信用和金融的发展,等等。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曲折迂回。正如中农办陈锡文答记者问所说,到2003年,“粮食产量连年下滑,农民增收低速徘徊。”有鉴于此,中央从2004年起,又连续发出支农、惠农、强农五个一号文件。明确“三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但也是难中之难,“三农”工作处于爬坡过坎阶段。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开启了又一轮农村改革和“三农”工作的新起点。

 

           回顾三十年农村改革历程,有八条体会。

1、群众首创。包产到户、大包干,是农民自发搞起来的。列宁讲过农民的自发性。过去利用“每日每刻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一句话,断章取义,不断割农村“资本主义”尾巴。严重时一个扬中县只剩下6只鸡。其实农民“自发”有两面性,许多事农民自发,并无不妥。如创办乡镇企业,是农民迫于生计,创造出突破城乡两元结构、突破计划经济、突破农民不准办工业的框框,勇敢地走向市场,邓小平也说过“完全没有料到”。农民当时的比喻:国营工业属猪,靠喂;集体大企业和地方国营属鸡,喂一点,找一点;乡镇企业属鸟,全靠自已到市场上觅食。农民有极大的智慧和创造性。

2、上下互动。上世纪七十年代包产到户能席卷全国,与上面的支持分不开。“上面放,下面望,中间还有个顶门杠”。中间堵塞,又耽搁了一段时间。外国记者问农村改革的伟大先行者杜润生,杜说,农村改革的成功,是上下互动的结果。更可贵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确认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

3、分散决策。允许实验,允许等待。不搞一刀切,各地分散决策,既可分散风险,又可多样化比较,然后各自通过实践,择其善者而从之。一时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都合法。当时写文件,叫作“可以,可以,也可以”。走了几年,说明大锅饭、二锅饭都行不通。而大包干,最简单,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已的。当然,也有江苏华西等坚持走集体道路,靠合作经济坚持下来的,也很好。如今,和谐社会,形式多样。在大寨建了菩萨庙发展旅游,也未尝不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原来有个想法,先多样化,再规范化。但什么才算规范,又要允许争论、实践,即陈云同志的办法:反复、比较。

4、协调折中。农村改革涉及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涉及各部门之间的利益,要求得合理的衔接点和平衡点,没有百利无一害的选择。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丰”。还有传统观念,“社”和“资”、“左”和“右”、“公”和“私”等问题。讲不争论,但也总得有个道理讲出来,还要顾及当时大多数人能接受,于是傻子瓜子问题、雇工问题争论很多。开始没奈何,到马克思《资本论》里找根据,他有个假设,说一个业主要使自己生活好于工人一倍,可请两三个帮手,带三四个徒弟。一算,连他自己本人也劳动,一共是八个人,于是定了一条政策:雇工不超过七人,不算资本家,只是“小业主”。如今这一条大大突破了。但在当时可是惊动了最高层的大争论。邓小平说,雇工问题不争论,看三年再说。那时经济学家林子力还向中央写了个报告,说人们天生分成几类,一类只能当工人、雇工,他的智商当不了老板,另一种人就可以。现在,私营经济已经挑大梁了,也涌现了一批可以加入共产党的老板。共产党从一个阶级的先锋队,又加了一个民族的先锋队,这些变化,是一个渐进到突变的过程,搞好协调折中,关键是在党委领导下,有一个有权威的综合部门。

5、制度安排。国家大、人口多,没有个制度也不行,农村改革扩大自留地、开放集市贸易到包产到户,等等,是配套的综合改革。基本制度是:利用现有的资源,让农民自己掌握一点资源,给予生产自主权,部分的产品分配自主权。农民有了这么一点有限的自主权,就发挥出了莫大的积极性。制度安排的核心是放开搞活。从水果、水产“两水”开始,一放开,价格上涨,产品就多,多了就降价,逐步取得平衡,形成一个流程:放—涨—上—降—平,与过去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相反。老公式是:管—死—放—乱—再管。历史证明这样的老路走不通。

6、知行匹配。实践之树常青,理论往往灰色。但理论还是不可或缺,他给人以勇气和方向。农村改革的实践在前,理论阐述逐步跟上,从把包产到户批为资本主义,到中央认定是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新实践,是合作化理论的新创举。这也是一个大转折、大突破,是思想大解放。

        这里有一个对农情的基本估计:列宁说过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私有观念几千年,其实何止农民呢?我的观察,人分五等,大公无私是圣人,先公后私是贤人,公私兼顾是好人,先私后公是常人,损公肥私是小人。此外,贪污盗窃是坏人,另当别论。毋须讳言,人都有个人私利。公车私用,公用电水与自家的电表、水表,均有差别。我们理论的出发点、政策的归宿点,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才不会犯先锋主义和尾巴主义的错误。雷锋是榜样,但不能以他的崇高品德去要求全体民众,其道理就这么简单。因此,认知与行动互相匹配,不可流于空想。当时农村改革,动力一是农民的饥饿,一是大田种的不如自留地好。对比明显。

7、决策团队。从上到下,从决策到执行,要有好的

团队。杜润生同志有句名言,他说我个人只是一个符号,也许成了一个团队的符号。“三农”问题几十年来形成一个团队,从胡耀帮、万里、赵紫阳、田纪云等,到一批中青年带头调查、刻苦探索,为中央和地方出了好点子,作了好决策。杜老说“在直属的团队里,还没有发现一个腐败分子。”这了不起。他们在共同的实践中做到了三有:即有知识、有感情、有权威。抱着一心为“三农”的赤诚热情,默默耕耘。有同志说,光有感情还不够,要有足够的激情。事实确实如此。

8、坚持不懈。农业是个永恒的产业,“三农”是个永恒的话题。工作是做不完的,改革也难有止境。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连续发出了五个“一号”指导农村、覆盖全局的历史性文件,其功勋不可磨灭。中间有些曲折。新世纪又连续发出五个“一号文件”,其精神一以贯之,即为农业振兴、农村繁荣和农民致富提供政策支撑和物质扶持。

        三十年改革,也留下一些遗憾和教训。

        民间金融,农村互助合作基金会,群众创造,主流是好的。后来看到一些毛病,从上而下封杀了,如今重新启动,又从零开始。这也涉及上下互动。农村改革,农民是主体,但党委是领导,政府是主导,计划经济时代,覆盖一切,市场经济时代,仍是强势政府。正逐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指挥员向保姆型转变,尚有一个过程。

       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甚至少年儿童也有先锋队,唯独农民不让组织农会。外国人都很惊奇,这么大的农业大国,居然无农会。这又涉及到上下互动。如今农民成立了专业合作社,也要靠工商局发照。其实,合作社以服务为宗旨,与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是两码事。

        这些事,都待下一步改革去解决。至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早就提了,党的十七大又加以强调,但做起来也难矣哉。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是继30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一次历史性会议。会议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启动了农村改革深化发展的新征程,提出了2020年中国农民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的新目标,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说到底,“国家要有谷子(粮食安全),农民要有票子(收入)”,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正如杜润生同志在农村改革30周年座谈会(2008年7月)上讲的:“农村改革出现的新问题,远比已经解决的问题多得多。”“尤其是反复出现的土地、粮食、金融方面的问题很突出”。此次中央全会,提出了一些制度上有突破的意见,但愿认真贯彻。胡锦涛同志在河南调研时,还提到了农民要进一步“组织起来”的问题,也极为重要,期待在下一步改革中有新的创造和发展。

        有中央决定的指引,有亿万农民的智慧和创造,有全社会的热诚关注和支持,农村的前景当能看好。“重中之重”,“难中之难”,“爬坡过坎”,我总的持乐观的态度,上下互动,一齐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