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情况：

实地走访有关企业，向相关部门了解情况，与有关人才座谈交流，听取有关人才中介机构意见建议等。

问题分析：

（一）国际人才吸引环境有待提升

 “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十大城市”是我国唯一的“引才引智中国城市榜”，已连续举办9届，上海、北京连续9年占据前2名，其中上海连续7年排名第一，其余上榜城市，杭州、深圳9次，天津8次，广州、厦门6次；省内城市中苏州入选8次、南京4次，但苏州的排名已从2012年的第四位下降至2019年的第十位。

鉴于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和未来政治走势，海外高层次人才，尤其是世界级顶级人才联络和获取难度空前加大，政府主导的引才项目在西方国家可能受到不确定的影响。

 (二)产业前瞻性布局仍需优化

江苏有长三角地区最强的生产制造能力的社会基础，具备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的诸多有利条件，但在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软件和集成电路、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缺少与国际标准对标、创造重点产业集聚的条件。在几乎无所不在的互联网领域、代表未来方向的独角兽公司数量远低于上海、杭州、深圳、北京，对于解决中国“卡脖子”的未来突破性技术布局缺乏顶层设计。

 (三)人力规划和人才评价亟待完善

外国专家服务的行业、工作岗位、单位性质的分布结构不尽合理，一线科技、教育类偏少，行政办公人员占比过重，内资科技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引才积极性不足，与江苏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战略的契合度不高。以苏州与深圳科研人才为对比，深圳依托苹果、腾讯、华为、大疆等知名企业科技创新吸引力，不断吸引外国人才开展科技创新，2019年底，深圳外国高端人才数是苏州的69.8%，但深圳外国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数为苏州的126.1%。

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制订偏重吸引政策，而对人才规划政策、人才评价政策、人才服务保障政策及人才开发政策等配套不足。例如，由于人才评价政策不完善，大量行政办公人员（主要是外商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因满足薪酬“不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收入6倍”这一条件而归入外国高端人才，而工程技术等专业技术类外国高端人才数量不多。

具体建议：

人才是实施创新发展的首要条件，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引进用好外国专家是创造人才红利、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当今复杂的世界形势下，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对于加速破解技术围堵，促进社会转型升级，形成国内国际经济的“双循环”有着特殊的意义。为此，我们建议：

 (一) 构建海外引才政策体系

明确引进利用海外精英人才在“十四五”期间引才引智工作中的价值定位，将海外高端人才的引进聘用与实施重大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高度融合、同步推进，全面融入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加快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战略推动和环境塑造，制定人才发展战略与目标，完善引才体制及机构，提供或培育引才公共服务。对符合引进导向的外国高端人才实行全方位的优惠政策和支持措施，如开辟绿色通道、优化便捷服务、资金配套支持等；加强面向引才引智的孵化器、创业园、示范区、外国专家工作站等人才载体建设。考虑在自贸区成立离岸孵化器，“区内注册，海外运营”。加强利用如中国科协（苏州）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等平台，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

 (二)开展全球视野下的产业前瞻布局

结合Gartner曲线，加强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比较研究，有针对性地指导各市布局一些早期技术研究, 既要突出资源禀赋的重点领域，又要尽量均衡布局有前瞻性的技术领域。加快在材料、高端智能制造（如机器人、精密机床）、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基础科学技术领域的人才争夺，更好地融入未来世界产业分工。重视对美国、日本和德国的高层次人才引进,带动相关领域和行业嵌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通过与退休技术工程师的技术合作或引进，提高科技企业海外高端人才比例。有针对性地引进知名的德国企业，进一步发掘德国产业互联网的技术优势，形成能力溢出。组织重点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对人才需求进行动态分析预测，提出并适时更新优先领域和鼓励支持清单，吸引“明星”科学家，“以才引才”。

 (三)完善外籍高层次人才配套政策

建立美国、日本、韩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公民相对集中的公租房社区，营造适合外国人社交的类原生态生活环境，如俱乐部、酒吧、娱乐活动等；引进国外优质医疗资源，对接国际医疗保险支付体系，探索推动主要发达国家养老互认体系。完善海外高层次人才评价工作，综合人才引进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创新创业政策的有效性、各区域的阶段性目标，及企业和用人单位的业绩考核来衡量人才的真正价值。着力培育江苏本土具备国际能力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甚至在国外成立类似“领英”的职场社交平台，争夺顶级人才。引进“人才银行”概念，对有独特能力的高潜力的人才建立动态数据库，促进产业资本、工程技术、经营管理的融合，从而加速科创企业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