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江苏是我国经济大省，近年来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形成了一系列事关营商环境得法规制度规范，基本实现了市场主体权利保障的法治化。

然而，对标世界银行关于营商环境的国际标准，对标上海、杭州等营商环境综合排名前列的城市，对标省内众多企业的实际需求，发现江苏的法治营商环境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尚需聚焦痛点、盲点、堵点。

问题分析：

1.有法规迟落实。2019年10月，国务院颁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成为全球首部国家层面优化营商环境的专门行政法规，随后地方版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密集生效，上海2020年4月发布《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辽宁省、河北省、黑龙江省甚至更早，分别于2016年12月、2017年12月、2019年1月本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反观作为经济大省的江苏，2020年11月才发布《江苏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即国家发布一年多后才有所行动，实属滞后，且推进实施的配套举措不够健全，各地行动不够得力，成为有法迟落、难落的痛点。

2.有平台低效能。目前“各级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直接干预”是导致营商环境恶评的最大“杀手”，也是最让企业“头疼之事”，尤其是“招投标”“企业注销”“企业融资”等，而最佳解决举措就是建设营商环境管理服务智慧平台。以浙江杭州为例，2020年3月推出向政府端和企业端双向集群式开放的“亲清在线”平台，明确要求，企业办理业务不需去寻找各个部门的窗口，“最多按一次”即可办完所有业务，并具有“诉求在线直达、政策在线兑付、服务在线落地、绩效在线评价、许可在线实现”等功能，真正做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企业需求在哪、政府服务就跟到哪”。类似的还有上海“随申办”APP，既做到了线上无忧，也做到了乡下有实体网点。反观我省，虽在全力打造“苏服办”等政务服务平台，但未上升到法律层面，在便利服务企业方面与沪杭等市差距较大、效能较低，成为制约我省营商环境优化的堵点。

3.有服务弱效果。一是刚性执法和柔性执法的效果不佳，不少企业家反映贯彻落实法律法规态度坚决、措施得力是江苏干部的优点，但执行过于机械、过度拔高执法标准、执法领域业务不熟、重执法轻整改等缺点明显，法律监管体系不健全。二是司法裁判和司法执行的效果不佳，如涉企案件多数耗时长、执行难，尤其案件积压有损司法公信力，企业多是“赢了官司丢了市场”，遭受二次伤害；仲裁在化解企业矛盾纠纷的宣传不够，企业对其不了解，导致仲裁案件量不足法院一审民商事案件的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企业破产机制不完善，程序和过程困难重重，甚至企业“想死死不掉”等现象颇为普遍。

具体建议：

实践证明，优化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打造更优营商环境，关键在知己知彼，既要短期政策的“强刺激”，也要改革创新的“绵绵发力”。为此，建议：

1. 统筹布局，推进实施。一是借鉴沪浙等地经验，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成立以党委一把手为主管责任人、政府一把手为实施责任人、政府分管领导为具体工作责任人的领导专班，建立健全部门联席制度，统筹布局，推进实施。二是尽快制定《江苏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配套细则，明确纳入各级党政部门工作考核范畴，兼顾全省各地实情制定完善考核标准，以考核促实施、以实施促成果、以成果扩影响、以影响吸投资。、

2.加速融合，智慧管理。聚焦打通“一窗受理”“一次办好”改革和流程再造的“中梗阻”，针对企业反映较大的放管不衔接、线上线下不联动等问题，借鉴杭州“亲清在线”平台建设优秀经验，以“江苏政务服务”为基础，全面优化江苏省统一的营商环境智慧管理平台功能，全力推进全省党政部门联办工作，制定联办具体标准，优化业务和数据流程，积极建设业务协同、全市共享的大数据资源中心，大力推进“掌上办事”“掌上办公”，加快建设“城市大脑”，打造“移动办事之城”“移动办公之城”，切实让企业和市民享受到江苏“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的便捷和宏利。

3.攻坚克难，服务保障。重点围绕“一刀切”、强制措施超时超限等影响公平公正法治环境的突出短板问题。一是规范行政执法，优化行政执法程序和裁量标准，公布政商交往正负清单，完善违法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二是拓展纠纷化解渠道，鼓励格式合同优推仲裁条款，引导企业首选仲裁方式解决纠纷，推进法院诉累减轻、仲裁案源拓展“双赢”。三是提高涉企审执质效，司法机关严格审限管理和流程节点跟踪，定期通报商事审判质效指标，鼓励涉企案件审理全流程网络化，缩短审理周期，提升审理效能，并丰富司法救济举措，重点提高及时性。四是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政企信用管理条块联动、部门协同大体系，搭建全省企业征信系统智慧管理平台，推进建立失信联合惩戒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