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情况：

近几年，我国癌症发病率、死亡率没有下降、反而有上升趋势。我国2015年癌症发病约392.9万人，死亡约233.8万人。但2020年我国新增病例数为457万例、死亡病例数达300万例，而同年全球新增1929万癌症病例及996万癌症死亡病例，即全球每新增100个癌症患者中，我国就占了23个。据美国癌症协会（ACS）统计，过去的28年里，美国死于癌症的风险持续降低，癌症死亡率从1991年的峰值到2019年，下降了32%。美国癌症死亡风险在20世纪90年代每年下降为1%，但从2015年到2019年每年下降约2%。其发病率、死亡率的加速下降，显示了预防、筛查、早期诊断、治疗技术的力量。

出现上述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癌症临床就诊早期病例少、早诊率低以及晚期病例临床诊治不规范。我国早在2007年就发布了“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卫办疾控〔2007〕12号），于2012年在北京、河北、辽宁、黑龙江、山东、湖南、广东、重庆、甘肃等7个省（市）开始实施《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把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当作一项重大民生工程，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仍然存在着癌症发病率、死亡率在我国高居不下，造成相关治疗费用巨大（每年恶性肿瘤所致的医疗花费超过2200亿），严重危害个人、家庭和社会。

问题分析：

除了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医学科学的发展外，我国癌症发病率、死亡率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以下几方面：

1、“轻预防、重治疗”的理念与生态没有转变   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医务工作者和管理人员在治疗上投入不遗余力，但是预防上不予足够重视。

2、癌症早诊早治有项目、欠成效  从2007年的“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到2012年的《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未见动态结果，更未在全国推广；“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中管理方法笼统、缺乏执行力与权威性。

3、“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仅仅关注城市居民，而我国总人口的一半是农民。而农村医疗资源相对匮乏，防癌意识相对薄弱，加上收入、医保等原因早期诊断率低、晚期放弃治疗比例高，导致农村恶性肿瘤死亡率高于城市。

具体建议：

通过筛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癌症是战胜癌症的最根本手段，也是降低家庭、社会成本的明智之举；通过对新冠疫情的防控提供了大数据和全社会精细化管理的宝贵经验。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有基础和有条件创新癌症防控工作，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大范围筛查高危人群

在全省范围内有计划地开展筛查工作。城镇、农村要同时开展，但是癌症（病种）和具体人数、时间段可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建议从五大高发癌症开始筛查。初次筛查要能够免费。具体技术流程按照国家癌症中心《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技术方案》执行。由具有专业化诊断和治疗能力的三级肿瘤专科医院或具有肿瘤科的三级综合医院，或者由主管部门授权的医疗单位与个人承担癌症筛查任务。具体筛查的主要方法见下表：

5类癌症免费筛查的主要方法

二、  利用大数据、建立全省健康信息统一平台

利用大数据，建立全省健康信息统一平台（或并入可能建立的创新平台-“江苏卫生健康云”），可挂靠在省疾控中心或省级癌症中心，担负完善初筛信息、组织评估、随访、监管等职能。

对于初筛出的高危人群，应出台具体评估报告和随访计划，并且有落实措施，特别是高危人群的定期复查，要实施精细化、网格化管理，即不但要及时告知，而且要通过社区、单位类似于防控新冠疫情来落实。具体平台建设和落实措施需要后续讨论、完善。

三、建立和完善工作体系和长效机制

省卫生健康委制定和组织实施全省癌症防控年度目标和中远期规划，出台《健康江苏—癌症防治五年/十年行动实施方案。建立“由省卫生计生委领导，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癌症中心、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协调为依托”的工作模式，确定省、市级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管理机构和技术机构，制定省、市级项目工作方案和实施、考核方案，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对于每年的工作落实情况要总结、评估和通告。核心考核指标为高危人群检出率、筛查阳性率、早诊率和动作态变化（随访）情况、结果。

四、推广早诊早治适宜技术和方案

不断推广成熟的早诊早治适宜技术和方案，将具有成本效益的特定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优先纳入医保范畴。

总之，期望我省癌症筛查及早诊早治工作有所创新，走在全国前列，在广覆盖、同质化基础上发力，以降低我省癌症发病率、死亡率，为“健康江苏”、“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