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的城镇化推进模式，片面强调城市空间扩张和城镇人口增长，忽视了城镇建设的人本性、可持续性与全面协调性，造成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而污染问题表面看是环境问题，但却是涉及社会稳定、民众福祉的重大隐患。为此，应在城镇化的进程中统筹兼顾，努力建设生态型城镇，这也是对当前建设“美丽中国”号召的积极回应。

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决定着城镇化的推动模式与发展方向，是生态型城镇建设的根本主体；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主体，是环境问题的根源也是污染治理的主体；社会是生态型城镇建设的承载主体，作为社会的主体，公民是生态型城镇的直接感受者，也是最终评判者。因此，建设生态型城镇，应着力塑造地方政府、企业与公民个体的环境友好行为，使环境保护成为主体的自觉行为，从而构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生态型城镇。

一、塑造地方政府基于生态绩效的政治锦标赛模式

在我国，地方政府主政官员掌握着行政权力和资源要素，并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其行为取向直接主导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与执政模式，进而影响城镇化的推进模式。这是由我国政府的权力配置结构决定的，也体现在现实情境之中。因此，建设生态型城镇，塑造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其根本在于约束并引导地方政府主政官员的行为取向。我国的传统官员晋升模式，以委任制为主体，强调上级政府作为评价主体，基于一定的指标或标准对下级进行评价与选拔，这种官员晋升模式表现为封闭式的政治锦标赛模式。政治锦标赛的考核体系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这只手指向哪里，地方政府官员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模式就会偏向哪里，相应地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便会偏向哪里。因此，只要上级政府出台的生态治理上的政治锦标赛体制，地方政府主政官员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自然会自觉依据生态治理的政治锦标赛体制进行意愿与行为的匹配。这就能够从根本上避免一些“唯GDP为大”的地方政府官员，宁愿舍弃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也要保住“乌纱帽”、留住“财神爷”的扭曲的发展观和政绩观。

塑造地方政府基于生态绩效的政治锦标赛模式，应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晋升指标必须具有可测度性。如果晋升指标是模糊的，甚至是主观的，那么晋升竞赛的激励将是弱化的，甚至是负激励的。理想的晋升指标应该包括生态经济指标、生态安全指标、生态社会指标和生态政府指标四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特征，决定了必须进行政治锦标赛体制的配套制度设计，既要化解地方政府主政官员基于任期的“短期机会主义”行为，也要关注环保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协同合作。例如一些地方政府主政官员口头上大力支持环保部门的工作，行为中却极力压缩相应的配套支持，使环保部门对于环保监管往往“有心无力”，导致出现“小马拉大车”的局面，甚至常以“挪位置”、“摘帽子”等手段干扰环境执法。

二、塑造企业基于生态资本的市场经营模式

市场与企业是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然而无论是其治理积极性还是实际治理成效，结果却都不尽如人意。这是因为传统模式过多强调了市场的作用和义务，却忽略了市场的利益导向的本质，这违背了市场运作的根本规律，因此也无法产生有效的治理成效。遵循市场资本的运作逻辑，发挥企业家的关键作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1、生态资本化：以市场资本的逻辑实现企业生态治理。生态资本化注重市场的利益取向，主张将环境资产融入市场运作中，成为利益流动与资源配置的要素之一。从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环境退化不是市场作用的产物，而恰恰是市场失败的产物。只有将环境资产通过相应价格机制融入市场体系，才能发挥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作用，从而促成企业高效地利用环境资产，避免生态环境的破坏。企业是生态资本化运营的能动主体，生态资本收益的持续与增长，是培育企业生态保护理念的关键。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通过生态资本化来消解现代性生态危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行的。例如，在1983年，美国国际纸业公司启动了一项野生动物和休闲经营项目，将林地资源利用与野生动物保护实了有机结合，并通过市场机制方式，实现了较好的经营收益与环境收益。

2、企业家的力量：企业生态治理的触发机制。现实情况表明，尽管实现生态资本化是塑造企业环境友好行为的根本举措，但在我国，将环境作为资产纳入市场运作体系尚未得到企业的普遍认可。实现这一根本性的认知转变，关键在于企业中的核心行动者，也就是企业家的认知转变。企业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通过制定决策影响企业内部文化，进而向社会传递正能量。例如，一些企业常常存在着遇到执法检查时就“开机欢迎”，过后就“关机休息”，哪怕出事也会抱着“有钱就能摆平一切”的侥幸心理，企业作为封闭的运行主体，往往会出现监管的盲点，从根本上填补这类监管盲点，则应该充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他们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引路人，引导着企业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模式，进而将正向影响扩展至整个社会。

三、塑造公民基于绿色生活的环境友好行为

面对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人们往往将责任简单归究于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粗放型经营和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的扭曲政绩观下的无作为。事实上，我们作为社会个体是否能够意识到，我们每个人既是良好生态的享受者，同时也是环境污染的制造者呢？过度的消费行为，使我们间接地成为了企业粗放经营的“帮凶”，而非生态的生活方式，则使我们成为直接的环境污染制造者。因此，塑造公民的环境友好行为，既要有效引导公民的消费行为，又要用生态社区塑造人们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

1、推进消费方式的生态化，塑造公民合理有度的消费行为。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公民的消费方式和消费水平有了革命性的改变和提高，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时却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消费与生产互为因果，人们过度消费必然带来生产环节中的资源过度消耗；而过度的消费也会使大量的商品变为垃圾，从而引发生态危机。“垃圾围城”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过度消费后的恶果。可持续消费不是降低生活品质，恰恰相反，是对真正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可持续消费不是反对消费，而是开拓了更丰富广阔的消费空间，创造更高级更多样的消费需求，从而开拓了经济发展新的契机。因此，应推进消费方式的生态化，塑造公民合理有度、可持续的消费行为。一是要贯彻绿色消费理念，提高公民绿色消费意识，通过宣传教育、奖惩机制等将绿色消费落到实处；二是要促进消费领域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和处理处置，开展循环经济试点示范；三是要借鉴学习发达国家可持续性消费的消费方式与消费习惯，推动国际合作，引领我国公民消费方式与习惯不断改革与进步。

2、推动生态社区建设，塑造公民环境友好行为。生态环境的改善离不开人的作用，而生态环境本身也能塑造人的观念与行为。这种双向互动关系，体现出生态社区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生态社区强调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指导，借助现代生态技术手段来设计和组织社区内外的空间环境，实现最少量的资源消耗与最高效的资源利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相比其他社区形态，生态社区具有“低的环境冲击性、高的自然亲和性、居住环境的舒适与健康性、经济的高效性以及社会和谐性等特征”。可以说，作为一种可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的机制，生态社区建设可以引导居民选择绿色生活方式，从而把可持续发展模式落实在社区上。例如，“十五”期间，在国家环保总局的指导下，全国开展了“绿色社区”创建活动，在生态社区建设的基本条件、环境质量、环境建设、环境管理和公众参与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有效塑造了人们环境友好生活方式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