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已步入互联网时代，推动网络法治化进程势在必行。但推动互联网法治却面临：一些网民缺乏足够的法律素养，维权过程中过于依赖行政手段和社会动员方式，而非法律途径；基层政府公信力受到挑战且维稳压力大，疲于舆情事件；法律资源配置不合理，公共法律服务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等问题。利用目前正在逐渐兴起、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法律服务平台开展互联网“共享共治”，能更好地化解社会风险，对疏导网民情绪、引导公众理性维权、化解基层社会风险具有积极作用。

一、当前网络空间治理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1.“社会与法”相关的冲突议题是网络舆情事件中的主要类型。近几年网络舆情事件中有超过40%的事件属于“社会与法”领域，司法案件引发的舆论热点猛增。有关司法公正、官民矛盾、环境问题等主题的网络事件最容易引发线下行动的出现，事件主体利益相关者中的部分弱势群体属法律素养较为薄弱，又容易被传统法律服务忽视的部分公众，增加了爆发风险的可能性。

2.网络舆论存在“法律问题道德化、道德问题情绪化”的情感偏向。涉法舆论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是“法律问题道德化”，即舆论从道德审判角度讨论问题，简单划分“正义”与“非正义”、“强者”和“弱者”的边界，甚至以舆论审判强压司法判定。二是“道德问题情绪化”，网络事件特别容易因道德评判而引发强烈情绪，并成为推动事件发展的核心动力。

3.部分律师成为“网络意见领袖”，发挥积极功能的同时，容易出现功利化取向。由于律师言论涉及司法特殊议题，个人表达缺乏行业和相关机构的把关，部分不恰当的意见发表也可能对司法公正、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以突发事件为中心、远程化的隔空讨论不能实际解决各类法律问题，还需要整合资源，面向网民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专业法律服务。

二、以法治思维推进舆情研判和风险治理的建议

1.打通互联网法律服务数据库与网络舆情数据库，建立更加全面及时的舆情研判平台。网络管理部门可借助互联网法律服务平台上的专业律师资源，针对涉法网络舆论，进行系统搜集、分类梳理、分级研判，作为重要决策依据。涉法网络舆论往往与公众真实且亟待解决的法律诉求有关，但如果尚未形成全国性热点，或者不属于舆情搜集范围，就很容易被媒体和现有舆情分析机构所忽略，构成酝酿社会风险的温床。

建议通过合作调研，对网上涉法议题、民众诉求、传播倾向等指标进行综合把握，提出法律解决和舆论沟通的基本思路，为网络舆论引导提供专业的法律参考。同时，可选择重点平台，邀请律师或法律服务平台以第三方身份，对其中一些比较急迫的、重大的、持续时间较长、可能造成较大影响的舆论诉求进行公开回应，引导线上法律诉求在线下获得合理解决。运用各大互联网法律服务平台上的自有数据，展开对网民法律咨询需求状况的深度研究，从而提高网络法制普及和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建立基层政府与法律服务平台的长效合作机制，借助第三方资源来理性引导舆论。研究发现，群情激奋的背后往往具有几个基本要素：一是存在一个之前未被关注且富有争议的法律议题；二是存在对利益相关方基本法律关系的模糊认知；三是存在对基层政府和公检法部门职能范围及其行为合法性的争议。涉事主体各执一词，当地政府及司法部门公信力不高，媒体对事实判定有偏，致使官方和媒体的舆论引导效果不佳。此时，律师等第三方专业人士的参与便显得尤为重要。基层政府与互联网法律平台长效合作，能更为快捷、全面地引入法律服务资源，既为媒体提供即时性法律解读，也为当事各方提供低成本、全天候的法律支持，从而更快化解舆情事件疑点，并使利益纠纷得到规范处理，各方情绪得以宣泄和疏导。

3.引导主流媒体增加法律解读内容，运用移动互联网平台提升网民法律素养。要进一步提高网民的法律知识储备，浸润其法治思维，促成各方理性对话，还需要长时间地积累。目前网民接触信息多通过主流新闻网站、微信公众号及移动客户端。可推动此类平台对接互联网法律服务平台，通过话题设置、投票竞猜、在线访谈等方式，持续地推出具有法律视角、形式活泼、易于理解的网络评论，实时对事件进行法律解读，潜移默化地提升网民的法律素养。

4.优先选择条件成熟或舆情多发地区进行试点，探索基层治理和法律服务的互动模式。可选取一些城市、基层县乡或社区作为试点，以当地网络管理和司法部门为核心开展相关工作。网络管理部门及时收集涉法舆情，联合当地司法部门，借助互联网法律服务平台回应和处理问题。司法部门购买公共服务，为社区工作人员免费提供法律服务APP账户，保障其随时在工作中获得法律支持；通过电话、网络和社区媒体等方式，收集群众的法律诉求，联合互联网法律平台及时处理。互联网法律平台第一时间根据本地咨询状况提供舆情预警报告，对本区域近期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进行预警，提供解决方案；律师进驻社区论坛和微信群，参与各种法律诉求的讨论和处理。通过多管齐下，构筑一个基于互联网、覆盖全程的基层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