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飞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央高层近年谈及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时，多次强调的一个重要论断。
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体现在哪些方面？又对中国下一步发展意味着什么？
世界经济重心在变：从北大西洋转向太平洋
上溯百年历史，世界经济的重心很长一段时间在北大西洋两岸，西欧诸国和北美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支柱。日本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经济起飞，虽使世界经济版图中东亚的比重有所增加，但政治上的“脱亚入欧”及发展模式上的强烈外向性，使其成为西方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北大西洋的经济重心地位依旧牢固。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不同地区发展中大国的整体性崛起，加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欧美的重创，世界经济重心开始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根据2017年厦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发布的数据，2017年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已占全球的23%，与10年前占比12%几乎翻了一番，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已超过50%。
与此同时，战略家眼中“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的趋势开始显现：根据来自2018年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的数据，2017年东盟加中日韩（10+3）经济总量达21.9万亿美元，占世界的27%，分别超过了美国和欧盟，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反映大宗商品走势和全球经济冷暖的波罗的海指数中，中国春节在1月还是2月，已成为数据分析中的重要变量。
从更开阔的视野看发展态势，地理上涵括了中美日俄，以及韩国、东盟等多个新兴经济体的太平洋两岸，无疑更具想象空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其2018年12月发表的《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课题报告中预测，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从欧美转移到亚洲，并外溢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这一世界经济重心之变可谓百年未有。如果说“一战”后因美国一跃而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和资本输出国，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东岸（西欧）向大西洋西岸（美国）的那次迁移是一次经济地理大变局的话，当前正在发生的这次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迁移，其覆盖范围之广、涉及的人口之多，已远超上次。
也因之，太平洋特别是太平洋西岸地区的发展备受各方关注。从奥巴马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提出印太战略，都体现了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的高度重视；印度莫迪政府提出“向东行动”政策，认为印度应该积极融入亚太，从亚洲政治边缘走向中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8年10月实现了访华，今年1月28日发表2019年施政演说时表示，将为上任以来的“俯瞰地球仪外交”“收官”，大力推进“前所未有的新时期近邻外交”。
太平洋西岸经济在全球占比的持续上升，同时带来新的博弈和挑战。美国对亚太、印太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它逐渐将西太平洋地区视为维护其霸权的主战场，这一战略新动向引发地区相关国家的连锁反应，西太平洋地区在迈向世界经济重心的同时，也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重点。
中国是太平洋西岸重要国家，40年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已跃居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巨大，成为发展中国家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关键力量。这一方面吸引了更多的合作方，改善了周边环境，促成了对新兴经济体的关注。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的发展环境面临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世界政治格局在变：非西方化与多极化并行
世界政治格局正在两个层面演进并相互作用。
一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
“一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瓦解，广大亚非拉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掠夺奴役状态，实现了政治、经济独立和国家自主发展。但经济弱势的地位没有根本改变。西方国家依托其先进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在全球政治治理中占据优势，拥有更多话语权。
进入21世纪后，金砖国家由概念变为现实，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大国，以可观的经济成就和未来可期的发展前景，备受瞩目。
广大发展中国家占世界总人口约85%，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发展潜力巨大。根据2018年7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数据：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80%。按汇率法计算，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如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10年后将接近世界总量一半。如此规模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也是百年未有之变。
伴随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地位上升，涵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G20（二十国集团）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作用日益突出，而“发达国家俱乐部”G7（七国集团）因无法覆盖更广泛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日渐式微，全球治理开始从西方主导向全球共同治理转变。
二是多极化呈新态势。
1991年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格局，“一超”与“多强”进行着激烈的博弈，一方要打造单极世界，其他方要推进多极化。近30年过去了，多极化不断推进，单极“梦想”日渐遥远，中国、俄罗斯、欧盟、印度等已成为重要的多极力量。
这其中，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地位不断上升，作为西方重要力量的欧洲和日本地位下降。自2010年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已从40年前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8%上升到2017年的1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达到30%。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已成为推动多极化趋势的中坚。
经济格局的变化推动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化，大国间博弈和战略竞争有所加剧，原有以大国协调为重要支撑的国际政治秩序面临挑战。
一方面，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明确为战略竞争对手；另一方面，美国与盟友的关系裂隙加深，大西洋同盟关系几近历史低点。在最近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同欧盟矛盾凸显，欧盟寻求“战略自治”及组建“欧洲军队”的言论愈益升温。防务之外，美欧在贸易、伊核协议等问题上也分歧严重，欧盟开始寻求建立绕过美元的特殊支付工具。美国拟对进口汽车征收25%关税的“232调查”，更加剧了“美国靠不住”的欧洲忧虑。
中国既是发展中大国，也是多极力量中成长最快的国家。面对发展中国家崛起后的大国关系重塑和国际秩序变革，中国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全球化进程之变：主要推动力量面临重组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欧企业占据科技经济绝对强势的发展时期，西方是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力量。
全球化初期，以西方企业为主的跨国公司通过全球配置资源，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人力和市场，同时也将资金、技术部分扩散到这些国家。后发国家基于经济弱势，希望给民族品牌留有发展空间及保护市场的努力，在当时美欧力推全球化的强势话语和规则体系下微弱而边缘，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消化问题，刀刃向内。所以在迄今30多年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欧美为主力推的前20年可谓“顺风顺水”。
待发展中国家通过“克服全球化之弊、放大全球化之利”获得经济起飞，甚至企业竞争力强大到已危及曾经强势的竞争对手时，曾是全球化主要推手的一些国家打“逆全球化”牌，以“本国优先”为名的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甚嚣尘上。
任何事情都利弊共生，关键是如何兴利除弊，全球化亦然。如果不付出努力只想“躺着赚钱”，任何规则都以利己为先，其结果只能愈益沉沦。所以，一些大国丧失了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就会逆转。从目前情况看，新兴经济体已成长为推动全球化的新生力量，日、德、法等老牌发达国家也从长远利益出发，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化。
全球化主要推动力量的重组，为中国提供了发挥作用的机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推动形成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全球化，使全球化进程健康发展。
科技与产业之变：机遇与挑战并存
科技革命及由此引发的产业变革，对于时代而言可遇不可求。本世纪以来，以信息技术、生物科技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一方面成为产业推陈出新和生产力跃进的不竭动力，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格局演变。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举凡世界强国，都是能将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和军事优势的国家。而以往的几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均由大西洋两岸国家唱主角，比如英国、美国。本世纪已现端倪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虽然创新力强大的美国仍担纲主角，但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亦表现抢眼，正努力向科技产业变革的第一方阵进发。
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涌现出一批领先科研成果和全球主导企业。在软件制造行业，印度班加罗尔有“印度硅谷”之誉，生物技术也是印度优势产业。俄罗斯则在国防、飞机制造、核产业方面保有传统优势。
正在形成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将对世界政经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新兴国家跻身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领之列，将有助于提升其综合实力，助推其发展进程；这些国家在发展科技方面的经验，也会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发展中国家丰富的人力资源一旦插上科技翅膀，将会释放出巨大能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谁能抢占科技高地，谁就有可能站在产业变革的前沿、占领全球价值链的高地，从而在未来的竞争中赢得先机。
也因此，当今世界科技竞争愈演愈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力图通过发展科技带动产业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发达国家则希望凭借固有优势巩固其领先地位。
令人担忧的是，为了将多数发展中国家遏制在产业链低端，一些发达国家科技竞争的手段正无所不用其极。从干扰正常的科技交流，到利用非法手段打击竞争对手，再到直接动用国家机器封杀企业与个人，威吓其他国家切断企业之间正常的合作等等，竞争越来越超越科技本身，非正当的手段越来越超越底线。
国家间科技竞争之外，飞速发展的科技也对人类生存提出了挑战。人工智能、生物基因工程等成果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可能威胁人类伦理和长远的生存发展。同核武器相比，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研发更难被管控，国际社会建构有效监管体系困难重重。从这一角度而言，科技对人类的挑战也属百年未有之变。
新科技竞争及人类由此面临的挑战，同样也为拥有使命感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家提供了机遇。谁能在威胁人类安全的科技领域协调出合理而有效解决的方案，谁就会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获得真正的软实力。
全球治理之变：新兴国家或成治理重要角色
从“一战”后诞生的国际联盟，到“二战”后的联合国，百多年来承担着全球治理之责的国际组织尽管在协调国际事务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毋庸讳言，大国仍是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主体。
近年随着国际竞争合作的深入，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且日趋复杂，特别是在需要更多协调的经济、安全和气候治理领域，现有治理体系已难以适应变化了的格局。
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金融治理为例。当时负责协调全球金融事务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B（世界银行）的主要成员和话语权集中在发达国家。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困难重重，自顾不暇何谈他顾？也因此才有了2010年4月发达国家在WB框架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3.13个百分点的份额，致其投票权重提高到47.19%的世行改革；也才有了2015年11月IMF宣布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所占比重仅次于美欧位列第三的储备货币新变化。G20话语权的大幅提升，也是在这次危机之后。
除治理中“能力不足”“意愿缺失”外，在既有体系中拥有较大话语权的个别国家以退为进，意图按自己的意愿重新洗牌，不顾发展现实蛮横主导新体系新规则的做法，这一两年来更是屡屡发生。
比如在经济领域，美国频频挑起贸易争端，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不惜拉低全球经济增长；在安全领域，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启动退出《中导条约》，令全球安全形势为之紧绷；在气候治理领域，单方面退出《巴黎协定》，使全球气候治理面临新挑战。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一个突出的矛盾是：一方面治理客体越来越复杂，需要各国特别是大国加强合作；另一方面，在全球治理主要机制中居主导地位、掌控着全球治理规则制定权的西方大国，却不愿意承担治理责任，反而强化同其他国家的竞争，阻碍其他国家参与，恶化了推进全球治理的政治环境。
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国家治理，特别是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大国的国家治理。近年来，欧美一些国家出现民粹主义浪潮表明，这些国家的国内治理出了问题。从美国“政府停摆”创纪录，到英国陷入脱欧困境，再到法国“黄马甲”抗议运动，表明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不是个案性的，而是制度性危机。面对内部矛盾，一些国家不是通过改革缩小分歧、凝聚共识来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激发民粹主义等向外部世界转移矛盾，通过贸易战、推卸放弃本国国际责任等措施来缓解国内危机。这种做法对推进全球治理构成巨大挑战。
既有的治理核心主体在全球治理上失能、失愿，亦是百年未有之变。
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之变恰恰也为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并推动治理体系改革创造了难得机遇，它们有望跻身全球治理核心主体的行列，成为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坚力量。
结语：上述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其中，经济是基础性因素，科技是助推器，经济格局之变导致政治格局变化，多极化不可逆转；世界格局之变又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创造了条件。上述诸多大变化中，核心是多极化和世界政治格局之变，本质是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面临重塑。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整体性崛起，是变局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其在互动中遭遇不确定性，也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中国在新时代要完成既定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在应对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谋好局，以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来看待中国与世界，把握、运筹好其中蕴含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