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军

    8月26日，深圳迎来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是名副其实的改革“试验场”，屡屡先试先行，创造的经验为其他地区及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思路和参照。随着特区经验在全国的推广，原来很多“特”的东西现在已经越来越不“特”了，也有一些人担忧深圳正在走向平庸。“深圳还特不特”以及“深圳如何特下去”成为近来舆论场上的热议话题。 

　　深圳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79年到1990年，是以“三来一补”为特征的工业化；从1990年到2010年，是以模仿创新为代表的工业化；2010年至今，深圳进入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阶段。2019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3.68万亿元，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71.9%和66.6%，在国内大中城市中均位居首位。深圳在5G、基因测序、3D显示、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领域的创新能力处于世界前沿，知识产权硕果累累。毫无疑问，深圳已经成为领先全国的“创新之城”，也是中国大陆最市场化的城市经济。 

　　笔者认为深圳的成功有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靠近香港的区位优势，在早期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模式发展加工出口产业，也为整个科技产业的崛起奠定基础；另一个是“特区”成为深圳的保护层，在造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逐渐形成了保持距离和良性互动的关系范式，深圳的创业环境至今在国内其他地方仍是少见的。后一点尤为重要，是深圳在经历几次艰难转型和困局时能突破并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2002-2003年，一篇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发关于深圳发展前途的巨大争议。深圳产业外迁让不少民众担忧，没有了政策优势、又受制于地理经济条件，在经济话语权竞争与高级人才争夺中落后于北京和上海的深圳是不是要被抛弃了？ 

　　当时的深圳市长还因为此文首度开展官方与民间的平等对话。在这个大讨论之后，2004-2005年深圳又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实现了二次腾飞。深圳之所以能够二次腾飞，与它形成的政府与市场保持距离及良性互动关系密不可分。 

　　当时，深圳有很多加工制造企业要么倒闭、要么离开深圳，短期经济发展遇到不小的困难。但是，深圳在反思自身问题，锐意改革的同时，依然坚持维护以市场为导向的基本营商环境。市场经济有这样一个功能：在走到一个困局时，没有过多行政干预下，市场往往会自动起作用。所以，虽然有一批企业倒下了，也有很多新的企业诞生了，深圳在那一次困境中，实现了产业升级，走向高新技术企业主导的阶段。这种进入和退出的过程，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是转型升级最重要的机制，也是脱胎换骨的过程。国际上那些有活力的地方，比如硅谷和以色列，都是经历这样残酷的过程，企业一批批退出，又一批批诞生，由此带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形成良性循环。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创业者和实体经济有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创造财富的自由，政府也在与市场保持距离和良性互动中有更大获得感。虽然政府不怎么管企业和市场的具体事务，但深圳市政府的财政收入在一线城市中是相对比较充裕的，政府也有更大的决心做好服务型政府，尽量不去破坏这个生态，保护更多的资源随着市场和企业家的需求而流动。这一点在深圳的产业政策上也体现得比较明显。即使在深圳政府重点推出的产业政策中，执行层面也比较有弹性，十分注重让企业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有意促成竞争性的产业氛围，而不是像国内其他一些地区的产业政策逐渐走向保护本地产业的政策。 

　　从深圳的创新模式来看，有“六个90%”的显著特点，即全市90%的研发机构、研发人员、研发投入、发明专利来自企业，90%的企业为本土企业，90%的重大项目由企业承担，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主导、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深圳不仅通过良好的营商环境、创业环境在全国城市中保持了强劲竞争力，还是未来中国经济版图、大中城市发展版图中改善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参考。 

　　发展到今天，单从创办时期实行跟国内其他地方非常不一样优惠政策的“特区”定义，深圳已经没有那么“特”， 但从深圳未来的发展和为国内其他地方提供经验的样板意义上讲，深圳依然要保持自己的“特”，更好地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在城市化、工业化、公共服务均等化、高科技的发展、民营企业的发展、法治建设等诸多方面，深圳特区的先行先试作用都被赋予了更高的期待。当然，在赋予深圳更重要意义的同时也要注重保护它的政策环境和创业环境，不能损害业已形成的政府和市场良性互动以及科技创新产业必不可少的“失败的社会容忍度”。

     （作者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