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委员学习
发布日期:2020-08-31 09:41 来源: 《南风窗》 2020年第17期

  

李少威  

  中美关系持续恶化,“新冷战”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政治的流行词。 

  新冷战会不会最终成形,在11月3日的美国大选之前,还存在相当的变数,变数包括踩油门和踩刹车两种可能性。 

  踩油门几乎算不上一个变数,只是一个量的问题。“特朗普-蓬佩奥组合”肯定会变本加厉,尽力把中美关系往冷战的道路上推。 

  前段时间蓬佩奥的尼克松图书馆演讲,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而派卫生部长率团访台,以及此前传言的考虑禁止共产党员、中国高官赴美,都是非常赤裸裸的试图拆毁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举措。 

  中美迟早难免冲突,这是人们早有预料的,未能预料的是政治家的非理性程度可以达到如斯境界。无论怎样强调时代背景中本身隐伏着的冲突基因,特朗普、蓬佩奥的个人因素导致的冲突急剧进展,还是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2020年春天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几乎摧毁了特朗普上任以来所积累的全部政绩,经济、就业等等他所标榜的成就,因为抗疫不力尽皆毁于一旦。 

  假设这个时候他还有两年任期,那么最理智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和中国合作对抗病毒,同时放松经济打压,尽力通过加强经济往来,创造复苏动能和就业机会。 

  偏偏大选就在眼前,这条理智的道路显然无法迅速为他积累政治筹码,那么,不顾事实,掩耳盗铃,刻意将失败和灾难归咎于中国,就是政治上的最佳选择,至少是选举问题上的最佳选择。 

  想要“祸水东引”,就不能从科学上讲道理。所有的政治煽动,都不可能诉诸理性。把矛头指向意识形态,那就不必讲道理,就像十字军东征一样。 

  政治家(或者政客)对获取和保有权力的欲望之大、之深,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为此可以不惜与真正的国家利益、人民福祉背道而驰。 

  如果在大选之中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获胜,那么尽管中美冲突的大方向难以改变,但还是有可能把它稍稍往回拉,拉到比较理性的轨道上来。 

  所谓理性轨道,就是现实利益。 

  以意识形态之争为核心内容的冷战,其实是掩蔽现实利益的。对于今天的中美关系,美国的作为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 

  但即便是在过去的冷战时代,美国总统中,也没有出现过特朗普这样的例子。当苏联试图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的时候,美国就将消息透露给了中国,这说明,美国自始至终还是有底线的。 

  今天,我们已经对这一点不太肯定。 

    

  苏联的“传统不安全感” 

  1946年2月22日,乔治·凯南---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向美国国务院拍发了一封5000多词的长电报。 

  随后,1947年,就有了杜鲁门主义,提出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 

  冷战从这里开始。 

  凯南的电文认为,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的认知根源于苏联传统的不安全感。为了求得安全,他们从不妥协,必欲将对手置于死地,而且苏联的专制传统与意识形态强制整合,它认为外部世界都是敌对的。 

  也就是说,跟苏联根本没什么可谈的,谈也是白搭,对抗是唯一路径。 

  “苏联传统的不安全感”,这里的“传统”应该不包含沙皇俄国及以前的历史。 

  只是,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之后,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诞生,随后就遭受了协约国的东、西夹击,苏联不可能感到安全。 

  按照列宁的理论预期,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将会带动世界各国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起来革命,从而带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俄国革命之后,德意志帝国、匈牙利的确发生了革命,但以失败告终;英、法、意、美、日也爆发了大规模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纷纷建立。但预期中的大面积革命胜利并未发生,欧洲的革命浪潮在1919年就趋于平息。 

  而在一战结束之后,协约国缓过劲来,从东、西两个方向对新生的苏俄发动了军事干涉。 

  在西边,红军在与受协约国支持的波兰军队的斗争中受挫。 

  而在东边,英美日等国也组成干涉军,侵入苏俄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其中日本出于独霸远东的野心以及与俄国的传统矛盾,在派兵和进攻上表现得尤为积极。 

  保卫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是眼前最迫切的任务。1919年,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就是为此而生。 

  学者杨奎松在《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中写道:“为了推动各国革命,苏俄新政权甚至不顾历经战乱的俄国民众仍在严重饥馑之中的困难局面,倾尽国力,甚至不惜秘密变卖沙皇及俄国贵族的各种金银财宝,以筹集援助他国革命党人的巨额经费。” 

  共产国际服务于苏联,它的任务就是“输出革命”,中国革命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 

  虽然共产国际已经在1943年解散,但“苏联传统的不安全感”并没有因此削弱。当时“反共”是社会主义世界之外近乎共同的声音。 

  这种情况下,苏联肯定也没有什么安全感。 

  比如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伪满洲国、汪伪政府、蒋介石还有早期一些中间派别,都纷纷以“反共”自我标榜,以此争取所谓道义支持,创造相互勾兑与妥协的空间。 

  中国共产党当时彻底革命的立场,注定了它不可能与其他势力达成真正的妥协,那么它也没有安全感,它唯一相信的是自己的实力。如果实力不足以对抗强敌,就只能“一边倒”。 

  新中国成立以后,外交上倒向苏联,其实是别无选择。 

    

  互相的需要 

  但中国毕竟不是苏联。 

  前30年,新中国通过勒紧裤带自主研发“两弹一星”,解决了国家挨打问题之后,它也意识到,勒紧裤带不是长久之计。而在很早以前,苏联就已经变得不可依靠。 

  中国最终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 

  世界革命的理想,解决不了吃饭穿衣的问题;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发展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往来,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迫切需要。 

  中美建交,改革开放,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说中美建交标志着中国向西方世界的开放也不为过,这种开放不是某一方单方面打开大门,也不是某一方接纳了另一方,而是一种相互需要。 

  政治上反对共同的敌人—苏联,当然是相当重要的也是最为表面化的相互需要的因素,因此彼此可以搁置意识形态差别。 

  “搁置”当然不能理解为中国就此抛弃了社会主义道路。1979年中美建交之年,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第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的目的,不是转变道路,而是为原定的道路寻找更坚强的支撑,这是毫无疑义的。 

  事实上,如果放弃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中国共产党1921年以来的所有历史就化为乌有,更遑论执政的合法性了。中国共产党是和社会主义绑定在一起的。 

  这也是特朗普政府所谓“对华接触失败论”在中国看来非常无稽的原因,且不说他们是否曲解历史,至少是误解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向。 

  另一种相互需要,是中国需要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西方世界需要新的原材料产地和制成品市场,这是一种最现实的互惠。 

  就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1921年,西方八国和中国北洋政府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订立《九国公约》。这一公约的重要精神是,约束通过武力侵占领土的方式在中国谋取利益,更多地转向以经济投资(包括财政、金融控制)等和平的方式,获得殖民红利。 

  其初衷是调和列强利益,限制军备竞赛。这一会议重申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 

  往前再倒推一下,1900年8月14日,也就是距今120年前,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两周后,联军3170人在北京皇宫阅兵。之后在八国联军统帅、德军元帅瓦德西特许下,联军军官们以参观皇宫为名,公然实施抢劫。 

  列强们如此亲密无间地干同一件事,居然是在一个文明古国的土地上公然劫掠。但仅仅十多年后,那种通过血与火的方式进行殖民地扩张和掠夺资源、市场的办法,引发了列强内部严重的对抗,其结果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每个国家都打得奄奄一息,此时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彼此之间的利益分配,就被提上日程。但好景不长,随着经济危机爆发和深化,世界再次陷入大战深渊。 

  二战以后,世界分为两个阵营,互相敌对,事实上压缩了“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扩展的空间,资本难以获得新的边缘地带。对西方社会而言,资本一直是“憋着”的,它被局限了。 

  中国与西方的和解,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为西方资本提供了广袤的原材料产地和广阔的消费市场,外资的纷纷涌入其实正代表着西方社会的内部压力释放。 

  中国发展得越好越快,对西方世界就越有利。这正是过去相当长时间里,西方国家和企业一般都会比较照顾中国人的尊严需求的原因。 

  也正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世界获得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共享和平与接触带来的时代红利。 

    

  冷战可能再来吗? 

  我们在前面说过:一、如果试图引导社会情绪,不能诉诸科学,最好诉诸意识形态;二、过去几乎所有的具有特殊利益的组织,都会以“反共”为标榜。 

  现在的“特朗普-蓬佩奥组合”,开始兼而有之,既诉诸意识形态,又以“反共”自我标榜。 

  今天,这二者都还有相当的煽动力,但它显然相比冷战时代,要衰弱了许多。 

  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正如前述,中国不是苏联,尽管它不会放弃自己的道路,但它没有“输出革命”的需要和欲求。 

  中国的社会主义理想,一直非常自觉地限制在国家范围之内,改革开放以后从未试图移植他国,对互不干涉内政这一原则的坚持,也是一以贯之的。同时,经济发展也让中国与更多的西方或非西方国家加强了相互了解。因此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很难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说服人们这样一个国家是对所谓“自由世界”的威胁。 

  第二个,西方的意识形态自身也已经祛魅。 

  且不说福山那个破产的预言了,西方国家日益表现出来的疲态,已经不足以对身处其外的人们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美国抗疫失败造成的巨大灾难,与社会意识形态有关,也与政治运作方式有关,这一点,无论如何嫁祸他人,明眼人也看得出来。欧洲多国的佛系抗疫造成的损失,同样如此。 

  灯塔暗淡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随着彼此了解的增多,许多历史的谎言都被揭破,伟光正的语言之下,掩藏着截然相反的真相,人们变得越来越清醒。比如种族歧视从未退场,比如解放黑奴不过是因为北方工业提出了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 

  更何况,那些但凡没有社会经济基础而被强行移植了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几乎无一不踉踉跄跄,无一不被“坑惨”。 

  西方国家内部,其实也很难通过意识形态把自己粘成铁板一块了。毕竟,冷战的冲突危险是现实的,而现在的安全威胁主要是臆想的。政治家如果不自我欺骗,大部分都不好骗。 

  第三个,在这个时代里,“反共”已经不具有煽惑力。 

  身在共产党执政国家的人们,对共产党并无先入之见的排斥,而生活在非共产党执政国家的人们,可能不喜欢这个国家,但那只是因为信息或立场差异,他们本身对共产党并没有什么印象,因为共产党事实上与他们的生活无关。 

  特朗普和蓬佩奥刻意把中国这个概念转换为“中共”,目的就是挑动意识形态之争,让人们跟着他们一起不讲道理。但事实上,蓬佩奥的尼克松图书馆演讲已经不可能造成像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讲那样的效果,原因正如前述。 

  综上所述,特朗普和蓬佩奥的目的如果真的在于制造新冷战,恐怕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今天的世界显然缺乏冷战所需的要素。 

  特朗普和蓬佩奥试图努力把焦点转换为一个问题:归根到底,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 

  道路选择权,发展自主权,这些词汇都显得很枯燥。真正的问题有两个。 

  一个是,不是每个国家都应该是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假设,只是基于所谓“文明”的傲慢,认为自近代以来,但凡不是资本主义的,就都是野蛮落后的。而世界上的人们今天早已了然于胸,那不过是给自己的侵略、欺凌行为寻找合法性的说辞而已。 

  另一个是,我们的历史决定了我们不会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平等,其实是从对封建统治的强烈反抗中产生的,而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摆脱了西方典型意义上的封建社会,随后又进入了理性政府时代。 

  日本之所以迅速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却不能,主要就是因为国情差别—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处于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前极为相似的封建统治时代,它可以借鉴,但中国无法借鉴。 

  与我们既知的“冷战”相符的时代不会降临,但我们也不能低估了政治的能量。 

  “特朗普-蓬佩奥组合”通过权力运作和情绪操弄,把中美关系带入一个灰暗的阶段,从而让现实利益对政治失去原有的约束力,这是绝对可能的。 

  如果美国一意要打意识形态的牌,那么中国就被逼到了墙角,无路可退。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要采取同样歇斯底里的姿态与之对抗,中国目前在言论上不让步,也不过激,在行动上不随着美国起舞,没有用行政手段限制在中国有着广泛市场的美国企业,就是一种冷静克制的表现。 

  今天很难,但回顾历史,也不算什么。何况,到底结果如何,尚难逆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