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 强

　　棉花不是“花”，是花凋谢后的果实。棉桃中保护种子的絮状纤维，经过简单加工后可纺纱织布，穿在人类的身上，成为衣服，为人类身体保暖所用。这一过程，人类花费了近五千年。最近300年，棉花成为人类经济最成功的商品之一，并改变了人类社会。有历史学家认为，欧洲人借助棉花构造了一种全球分工贸易的经济体制，并造成世界经济的“南北大分流”。

　　很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会首先发生在18世纪末的英国，而不是欧洲其他的国家，或者东方的中国或印度。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和阿西莫格鲁强调专利制度对创新垄断利润的保护以及产权制度的“包容性”；经济史学家麦克劳斯基认为小资产阶级的致富冲动是关键；社会学家韦伯认为新教不再强调禁欲和超越尘世，勤勉工作和节俭致富也是上帝的旨意，新教伦理观的建立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经济史学家艾伦和彭穆兰特别强调英伦三岛拥有相对便宜的煤炭资源。清华大学文一教授，却特别强调英国首先发生工业革命，是因为当时的英国选择了棉纺织业成为它的主导产业。这之后成功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中国、韩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棉纺织业都是这些国家完成工业革命的先导产业。

　　工业革命前夕的18世纪2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印度进口150万磅的棉花，1790年上升了20倍，达到3000万磅。这里的关键因素，就是珍妮纺纱机1765年的发明，棉花纺织为纱线的能力快速提升，棉织品生产能力从1765年的50万磅上升到1784年的1600万磅，上升了32倍。伴随生产效率的提升，从亚洲进口原材料棉花已无法满足需求，英国殖民者开始在美洲进行大规模的农场种植。

　　衣食住行的四大人类基本需求中，衣服是商品化之后，最早可以远距离移动交易并长期保存的物品。相对于蚕丝、羊毛、亚麻、兽皮等所有天然衣服原材料中，棉纤维柔韧性最好、四季适宜并最容易被机械化纺织。棉纺织劳动，相对强度不大，不受天气、季节、温度、场地等影响，既可以通过简单重复劳动力完成，也适宜最早的技术机械化突破。机械化是劳动分工的自然结果，重复的肢体动作，在生产过程中容易用简单机械化工具替代，比如珍妮纺纱机、阿克莱特水架等。整个生产工程被分为不同环节，其中一个环节机械化，立即带来其他环节的机械化。马克思说：机械纺纱使机械编织成为必要，为了分离种子和棉纤维，棉纺革命要求轧棉机的发明。

　　棉纺织业的需求收入弹性大，市场需求广阔，足够大的利润和收入支持技术进步向上游能源和下游交通设施方向拓展，“建立在小规模农业和城市手工业为基础的通信和交通手段，完全不能满足机械化和纺织生产的要求”。煤炭和钢铁需求越来越大，铁路和蒸汽轮船取代帆船，电报取代人工信使。经济产值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新技术的使用，新能源的开发，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些其实是融为一体、互相螺旋式上升的。亚当·斯密总结：一旦劳动分工形成，供求相互分离并且不断细分，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就成为相互追赶对方的竞赛。

　　从16世纪开始，欧洲的资本家依靠着帝国海军舰队和私人公司武装，开始重新组织全球棉纺织产业链。

　　著名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特在著作《棉花帝国》中，以工业资本主义之前和之后为区分，创造性地提出两个新概念“战争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前者从大航海开始的15世纪末到18世纪后期，后者用来描述19世纪后期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非西方国家的侵入到20世纪全球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巧妙的是，棉花在这三个阶段长达500年的历史中，始终是核心产品之一，并且通过棉花串联起来的产业发展和科技革命，带动的是全球化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共同的特征：暴力的使用，对外领土资源的占用，对不同国家资源的空间重组，资本与“国家”权力的结盟。

　　棉花产业全球化的早期，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工业革命核心国英国，支柱产业棉纺织业中的棉花近70%来自于大洋彼岸的北美殖民地，而那里绝大部分都是奴隶在种植，大庄园土地又来自对原住民的血腥屠杀和掠夺。

　　据相关数据，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棉花种植区的黑人奴隶在1790年是2.1万人，20年后就增加到7万人，其中比较集中的四个县，黑人比例从18.4%上升到61%；估计约有100多万黑人奴隶在美国被强制转移去种植棉花。棉花产业和美国的黑人奴隶制紧密联系，同步将英美两国打造成为新兴棉花帝国的两大轴心国。需求的扩张刺激了对棉花种植园土地的掠夺，在今天佐治亚、佛罗里达等地区棉花种植园的产生都来自于联邦军队对原住民的驱赶。

　　英国以及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气候并不适合棉花生长。千年以来，棉花一直都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种植，且是多中心的贸易结构。英国的资本家建立了第一个单中心的整合全球资源的制造业，从亚洲获得技术，从北美洲获得原材料，从非洲获得劳动力，从全球殖民地获得市场。这种对棉花产业的重组，并不是源自于技术进步，也不是源自于工厂式的生产组织优势，而是凭借武力扩张以及伴随而来的诸多能力。其中包括：强大的国家能力，具备足够强的财政能力，并能用军队支持本国商人和海外定居者的各种冒险活动。他们将世界分为两类：国内和海外，在国内保证有能力提供公平公正并强执行力的法律、体制，维持安全稳定的社会秩序；海外则放任私人资本对原住民的屠戮，资源的掠夺，暴力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

　　棉纺织业带动制造业上下游扩张和英国国家力量的增强，两者相互促进。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大半时间处于战争状态的背景下，英国的国库收入增长了16倍。他们自己都承认“我们的繁荣和实力是多么依赖棉纺织制造商的持续改良和不断扩张啊”。到十九世纪中期的时候，美国出口商品的一半以上都是棉花。1770年棉纺织业只占到英国整个经济增加值的2.6%，但是到了1831年就高达22.4%，同期钢铁工业只有6.7%，煤炭工业为7%，其中每6个英国工人就有一个从事棉纺织业。

　　正如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言：棉纺织业的工业革命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从数字上看，依然还是棉花的故事。

　　棉纺织业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旗舰产业，但为何它没有发生在很适合种植并曾经拥有最好棉纺技术的印度、埃及，而是发生在根本不种植棉花的英伦三岛呢？较为主流的解释是阿伦等学者的比较优势理论，这类观点认为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相对较多，劳动力成本低廉，所以没有动力进行技术研发，尤其是劳动节约型技术；而英国工人在18世纪的实际工资仅次于荷兰，企业家发明纺织机替代劳动力的诉求强大。

　　18世纪出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当时的印度和中国都无法发现并确保一个足够大的国内或国际市场需求，解决工业革命机器化生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条件，也无法提供准确的供求信息给各类参与者并及时将原材料、半成品和最终产品分销到全球，更没有能力提供及时有效的国内外信用支付体系。

　　而这，正是工业革命在英国产生的必要条件。英国通过强大的帝国海军保证其远洋贸易的安全顺利，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保护本国的新兴制造业快速崛起。

　　当时的印度，缺乏实力雄厚的产业价值链整合者，没有中间商进行组织大规模生产和销售以及原材料供给，没有人进行产品的大批量订购和预付，没有资本进行设备和厂房的固定资产投资，没有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体系降低长途贸易成本，没有巨大的国内内需市场先解决固定投入的先期成本，更没有强大的海军保护本国商船免遭海盗或者竞争国的袭击。这一系列条件后面还需要一个有为且有能力的政府，他制定正确的工业化政策，鼓励制造业出口，引导和鼓励本国的企业家阶层快速崛起，这个群体勇于承担市场风险，积极投资，开拓海内外市场，投资研发更加有效率的生产技术。

　　市场规模绝不是简单的人口数量，更有价值的是国民具有的购买力，交通运输能力，销售网络，原材料供给能力，金融中介信息服务能力，还有售后服务能力。这一系列能力，18世纪的英国具备，20世纪末的中国也在慢慢积累并逐步具备。

　　对本文开头所提问题，更好的解释可能是：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是高工资诱发的，而是机器化生产带来的庞大沉没成本投入、后续争相进行规模效应竞争的压力倒逼的。巨大的全球市场需求和厂商之间愈加激烈的同行竞争，使得珍妮纺纱机广泛使用有利可图，并且还要不断快速提升生产效率。工业革命能否发生的关键应该不是工资的高低，也不是劳动力是否充足，而是能否确保足够大的市场需求，足够低的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

    进入20世纪中后期，伴随二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的逐步崛起，欧美对棉花帝国的统治慢慢结束了。1963年，英国只占到全球棉布出口额的2.8%，今天美国销售的所有服装中98%是在国外生产的。棉花的产业中心，貌似又回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聚集的地方，但是棉花产业的全球化生产链更加细分，并且每个环节的价值分配不对等，欧美逐步退出了制造环节，但他们占据品牌、设计、营销环节，还有标准制定，通过对销售、市场渠道、行业标准规范等的掌控，继续主宰全球棉花供应链。新的棉花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价值链收益最多的一方，从生产制造商转移到渠道、品牌商手中。